我生活在被驱逐出境的恐惧中，被剥夺了基本权利

我在汉密尔顿的联邦自由党内阁事务办公室外，带领 200 名移民、无证件人员和支持者参加集会。我站在亮粉色的横幅下，上面写着“所有人的地位”。我以自我介绍开始我的演讲。 

“我叫路易莎，我没有证件。” 

那是在 2023 年 1 月。时至今日，大声说我没有证件是很可怕的。 

2006 年我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来到加拿大时，我 24 岁。我的父母和姐妹已经移民到美国，因为在墨西哥找工作很难。我在墨西哥完成了视觉艺术学士学位，经过将近一年的寻找，我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呼叫中心的一份低薪工作。那个地方只招高中文凭的人，工资低，所以我谎报了大学学历。这也是为什么我也决定来到多伦多，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因为在墨西哥，像我这样的年轻女性没有多少工作机会可以保证未来。

我到达几个月后，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他也来自墨西哥，住在加拿大。我们的旅游签证即将到期，但我们决定冒险留在这里，即使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证件。我们害怕没有文件就留下来，但我们也觉得我们别无选择。我怀孕了，我们在墨西哥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 2008 年。那时，我在安大略省米西索加的一家水果和蔬菜包装厂工作。我的经理一发现我怀孕了，就把我解雇了。由于我不是永久居民或公民，因此无法获得就业保险福利。怀孕和失业感觉就像没有降落伞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我知道我的经理做的不对，但我必须保持安静，因为我没有证件。

有一个没有大家庭或任何支持的新生儿是孤独和可怕的。我们靠薪水生活。我的丈夫不得不打几份工才能赚到足够我们生存的钱。

2013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我不得不在分娩前三天做清洁工，以支付我们需要支付的数千美元住院费用。生的时候，麻醉师站在门外让我们付钱给他。我们甚至没有收到收据。

2013年，我丈夫在工作中使用圆锯时发生意外，他的同事想叫救护车，但他拒绝了，尽管他几乎失去了手指。 

在乘出租车去医院的路上，他不得不忽略自己的疼痛，专心想对医生说些什么。如果报告事故，可能会出现有关他身份的问题。所以他才说自己在家做项目，分期支付了一年多的住院费用。

我们不能一直这样生活。 

我们的孩子在成长并提出更多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其他国家旅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2016 年启动了无证人员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唯一途径——人道主义和同情申请。 

申请过程是可怕的。在等待答复时，我们不得不向加拿大移民官员求助，并在我们的背上设定驱逐出境的目标。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昂贵，因为我是一名兼职清洁工，而我的丈夫在建筑业工作。我们都是私底下拿到报酬的，所以把将近 3,000 加元的申请费凑在一起是一个挑战。 

我们还被要求附上支持信，并且我们必须告诉朋友和同事我们的状况。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对我们的消息作何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丈夫会制定战略，在“正确的时刻”提出这个问题。谈话总是很尴尬，但幸运的是每个人都支持。 

大约在我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同时，我知道我必须做更多的事情——不仅是为了我的朋友和家人，也是为了加拿大估计有50 万的无证居民。我加入了No One Is Illegal - Toronto （没有人是非法的 - 多伦多），这是一个由像我这样的人组成的活动家团体。几年后，我开始在农民工变革联盟工作。 

经过更多的文件、照片、体检和指纹后，我们终于被批准了。三年来一直害怕等待电话或拒绝。十三年无证生活。 

当我们的永久居民 (PR) 卡终于在 2019 年寄出时，我感到非常欣慰和高兴。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我们 11 岁的儿子和 6 岁的女儿。在那之前，我们向他们隐瞒了我们没有移民文件的事实。他们还很年轻，我们一直担心他们会不小心告诉别人我们没有证件，无意中让我们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一种负担，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影响了我。他们还太年轻，无法理解它的重要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欣赏我们生活中的变化，比如当我们买了第一辆汽车或第一次出国旅行时。 

拥有永久居民卡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所畏惧地生活。我回想起所有那些我们沉默的时刻——比如当我丈夫受伤或我因怀孕而被无故解雇时。它点燃了我内心的火焰，永久居民卡让我有能力大声疾呼，为所有人的平等权利而战。我想支持其他人——就像我们的朋友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支持我们一样。

即使我的家人获得了永久居留权，但很多人无法申请，超过 70% 的人被拒绝了。 

这就是为什么贾斯汀·特鲁多总理在 2021 年 12 月做出的合法化承诺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意义重大。正规化并不意味着特殊权利；这意味着有尊严地生活。这意味着走进医院或学校，而不必低声说我们没有身份。这意味着能够像住在这里的其他人一样保护自己免受坏老板的伤害。

拥有永久居留身份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即将完成土著研究的学士学位。2022 年 12 月，我们到达加拿大后第一次旅行，去见见和拥抱我们已经习惯了只能在屏幕上看到的亲戚。将近 17 年后，我丈夫能够拥抱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他参观了他姐姐的坟墓；我们在加拿大无证时她就死了。他再也没有机会和她说再见，去她的坟墓就是结束。 

我很幸运，但很多人不是。距离特鲁多的承诺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们仍在等待一个为每个人提供永久居留权的正规化计划。

如此公开地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仍然不容易。我拥有永久居留权，但生活在恐惧和危机中的岁月并没有离开我。但我必须大声说出来，让您了解我们的感受。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希望过上有尊严和平等的生活，只有当我们都拥有永久居留身份时，这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