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明了黑莓手机，也亲眼看见iPhone的出现：一个技术天才为什么输掉了自己开创的时代

2007年1月，Steve Jobs站在旧金山的舞台上，拿出了一部没有实体键盘的手机。在加拿大安省Waterloo，BlackBerry创始人Mike Lazaridis也看到了这场发布会。

很多年以后，人们喜欢把这个故事讲成这样：BlackBerry根本没有把iPhone当回事，甚至觉得它不过是给普通消费者娱乐的“玩具”，结果等到发现情况不对，一切已经太迟了。

这个版本很好听，却不完全准确。真实的故事其实更加耐人寻味。

根据后来大量采访BlackBerry内部人士写成的《Losing the Signal》，Lazaridis看完iPhone发布会以后，很快把共同CEO Jim Balsillie叫到电脑前，让他看苹果的演示。他尤其注意到一件事：苹果居然把一个完整的网页浏览器放进了手机。他当时的判断是，这些人非常厉害，“这不一样”。后来，他甚至提醒自己的团队，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成功，BlackBerry面对的就不再是一部Nokia手机，而更像是一台Mac。也就是说，BlackBerry并不是没有收到危险信号，Lazaridis甚至很早就意识到了iPhone不同寻常。真正的问题是，一个靠无线通信技术改变世界的公司，最后没有完全理解这个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也是BlackBerry故事最值得重新讲一次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不懂技术的人输给了技术”的故事。恰恰相反，Mike Lazaridis是一个真正懂技术的人，而BlackBerry也曾经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移动通信产品之一。正因为如此，它后来的转折才更值得回看。

他不是荷兰裔，而是5岁来到加拿大的希腊裔移民孩子

Mike Lazaridis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希腊裔家庭，1966年，5岁的他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在安省Windsor长大。后来他进入滑铁卢大学学习电气工程，1984年还没有完成学位，就与好友Douglas Fregin创办了Research In Motion，也就是后来创造BlackBerry的RIM。

Lazaridis不是后来进入科技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他首先是一个工程师，而且对电子、无线通信和基础科学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BlackBerry后来为什么能够成功，以及为什么又会在iPhone时代陷入困境，其实都和这种工程师思维有关。

BlackBerry最早也并不是我们后来熟悉的智能手机。RIM经过多年无线数据技术积累，逐渐把寻呼、电子邮件、键盘和移动通信结合起来，最终创造出BlackBerry。它让人们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即使离开办公室，也可以随时在手里的设备上处理电子邮件。

对于今天已经习惯智能手机的人来说，这听起来没有什么。但在那个年代，这是一次巨大的改变。

BlackBerry真正厉害的地方，今天的人可能已经很难体会

今天再拿起一部老BlackBerry，很多年轻人首先看到的可能是小屏幕和密密麻麻的实体键盘。但在当年，这套设计非常聪明。它把电子邮件、无线数据、企业安全、键盘输入和移动办公组合到一台很小的设备里，特别适合银行家、律师、企业高管、记者和政府工作人员。

它的实体键盘也不是简单把电脑键盘缩小。BlackBerry形成了一套非常适合双拇指快速输入的设计，再配合滚轮、快捷键和邮件系统，熟练用户甚至可以不怎么看键盘就迅速回复邮件。与此同时，它非常节省数据流量和电池，企业还可以集中管理设备和通信安全，这些特点让BlackBerry迅速进入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

人们甚至开始对它上瘾，于是有了一个后来非常著名的词——“CrackBerry”。

所以，在iPhone出现以前，BlackBerry绝不是一款已经落伍、等待被淘汰的产品。恰恰相反，它是当时世界上最成功、也最有技术含量的移动通信设备之一。BlackBerry甚至帮助Waterloo从一座以大学闻名的加拿大城市，逐渐变成国际科技产业地图上的一个名字。

也正因为它太成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格外值得讲。

第一代iPhone其实有很多地方“不如BlackBerry”

今天回看2007年，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iPhone一出现，所有人都应该立即意识到BlackBerry的时代结束了。当时根本不是这样。

第一代iPhone没有BlackBerry著名的实体键盘，企业安全和设备管理能力也无法与BlackBerry相比，电池续航令人担忧。对于每天需要回复大量邮件的商务人士来说，在一块玻璃上敲字甚至显得不够专业。BlackBerry管理层因此相信，它最核心的企业客户不会轻易转向iPhone。

共同CEO Jim Balsillie当时公开表达过类似判断：Apple不过是进入了一个已经非常拥挤的市场，认为iPhone会给BlackBerry带来巨大改变，在他看来是一种夸大。

当时科技和商业圈里也确实广泛存在一种看法：iPhone漂亮、有趣，更适合普通消费者娱乐；BlackBerry才是真正用来工作的工具。2007年，《Forbes》甚至刊出过一篇标题非常直接的文章——“The iPhone Is A Really Cool Toy”，认为iPhone很酷，却还不是成熟可靠的商务工具。

所以后来广泛流传的“BlackBerry认为iPhone只是玩具”，并不是完全凭空产生的。但需要分清楚的是，目前没有足够可靠的史料证明Mike Lazaridis本人公开说过“iPhone就是一个玩具”这句话。相反，现有资料显示，他本人第一次认真研究iPhone以后其实相当警觉。

问题在于，他虽然看到了iPhone的厉害，却仍然首先用一个顶尖无线通信工程师熟悉的标准去衡量它。

而Steve Jobs已经换了一套标准。

他拆开iPhone以后，看到的几乎是一部“不讲规矩”的手机

iPhone出现以后，Lazaridis认真研究过这部机器。他惊讶的不只是触摸屏，而是苹果为了实现完整网页浏览和多媒体体验，愿意使用更多计算资源、消耗更多数据和电力。

这与BlackBerry长期形成的产品哲学几乎完全不同。

BlackBerry的工程师多年都在解决一个问题：怎样用尽可能少的网络资源，把最重要的信息快速、安全地送到用户手里？数据应该压缩，电池应该尽量耐用，网络负担应该尽可能低，邮件必须稳定，企业客户必须能够控制设备。

因此，当Lazaridis看到iPhone可以直接浏览完整互联网时，他首先想到的问题之一是：运营商的网络怎么承受这样的数据量？

从技术角度说，他并没有错。iPhone用户迅速增加以后，AT&T的网络后来确实承受了巨大压力。

可是Apple看到的是另一件事：如果消费者愿意为了真正的互联网体验接受更大的数据流量、更短的电池续航甚至不那么高效的输入方式，那么过去那些被认为不能突破的限制，就不再是产品设计的第一原则。

BlackBerry看到的是“这会给网络造成多大的负担”，Apple看到的却是“用户终于可以把真正的互联网装进口袋”。

两个判断可以同时成立，但只有一个决定了接下来十年的方向。

BlackBerry没有输在“不懂技术”，恰恰可能输在太懂自己的技术

这可能是BlackBerry故事中最值得回味的一点。BlackBerry当年对iPhone提出的很多批评，其实都没有错：iPhone耗电更多是真的，早期企业安全和管理能力不如BlackBerry是真的，玻璃键盘对于习惯BlackBerry实体键盘的人确实不好用，大量网页、音乐和视频数据也真的会增加移动网络压力。

如果2007年的比赛题目仍然是“谁能制造一部效率最高的商务手机”，BlackBerry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仍然领先。

但Apple悄悄把比赛题目换了。

消费者开始不再只问一部手机能不能更快回复邮件，而是开始问：能不能直接用手指操作？能不能浏览真正的网页？能不能放大照片、听音乐、看视频？以后能不能把原来属于电脑的事情全部搬到这个小小的屏幕里？

BlackBerry最强大的能力，是不断把一部“手机”做得更加专业、高效和安全；Apple做的，却是逐渐让“手机”这个旧定义本身失去意义。

这也很接近一些BlackBerry前员工后来描述过的内部感受：公司有极其强大的工程文化，非常擅长回答“怎样把技术做得更高效”，但消费者市场开始越来越重视另一个问题——怎样让一个根本不需要理解技术的人，拿起来就知道怎么用。

真正改变一切的，还不只是那块触摸屏

如果BlackBerry只是错过了触摸屏，事情也许还没有那么严重。真正更大的变化随后才到来。

Apple逐渐把iPhone变成了一个平台。App Store出现以后，越来越多开发者开始围绕手机创造应用，消费者买手机的理由不再只是打电话、发短信和收邮件，而是因为工作、社交、地图、音乐、游戏、购物、银行甚至生活中的越来越多事情都可以进入一部手机。

BlackBerry原本最牢固的护城河——企业客户、运营商关系、安全系统、实体键盘和高效率邮件——突然不再是消费者衡量智能手机的全部标准。

这也是成熟公司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原来的优势突然变成了假的，而是市场开始奖励另外一种优势。BlackBerry仍然拥有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只不过世界越来越不按照那套标准打分了。

它当然试过反击，结果却造出了BlackBerry Storm

BlackBerry没有坐着等待。2007年，错过iPhone的美国运营商Verizon希望RIM开发一款能够与苹果竞争的全触摸屏手机，于是有了后来的BlackBerry Storm。

但Lazaridis始终不喜欢手指敲在一块毫无反馈的玻璃上。他相信输入时应该有真实的按压感，于是Storm采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设计：整块屏幕都可以像一个巨大的按钮一样按下去，让用户获得类似实体键盘的“click”反馈。

从工程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BlackBerry式的解决方案——不是完全接受苹果的设计，而是试图用工程方法把触摸屏和实体键盘的触感结合起来。

Storm上市初期销售并不差，但问题很快出现。浏览器速度、触摸反应、系统稳定性和输入体验都受到批评，大量用户退货。参与项目的前高管后来承认，他们高估了公司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这款产品的能力。

更能说明Lazaridis性格的是，他仍然相信可按压屏幕这个概念本身有价值，问题更多出在执行没有达到要求。

这大概也是一个技术天才最容易陷入困境的时刻：过去无数次，他坚持一个别人不理解的技术判断，最后证明自己是对的，而BlackBerry本身就是这种坚持最辉煌的证明。那么，当下一次别人开始质疑他的判断时，一个曾经靠“不相信别人说不可能”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又该怎样判断这一次究竟应该继续坚持，还是应该承认世界真的变了？

成功经验有时候比失败经验更难摆脱

今天回头看BlackBerry，很容易问：“他们为什么不早点学Apple？”

但这其实低估了改变一家成功公司的难度。

Lazaridis和他的团队并不是一群不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的人。恰恰是这些人，曾经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更早看见移动电子邮件、无线数据和智能手机的未来，他们已经改变过世界一次。

问题在于，第一次成功以后形成的所有经验都会告诉他们：网络资源必须节省，电池必须耐用，邮件必须安全，企业客户极其重要，实体键盘是高效率输入的核心，运营商是移动通信产业不可绕过的伙伴。

这些经验没有一条完全错误。

iPhone带来的革命并不需要证明它们是错误的，它只是让另外一些事情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是为什么BlackBerry的衰落不能简单归结成“老板不听员工意见”。公司内部当然存在不同声音，也有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消费者市场和软件生态正在发生变化，但真正困难的是，整个组织几十年来形成的产品理念、技术架构、客户关系和成功经验，都需要同时改变。

最难放弃的，往往不是曾经失败的东西，而是曾经让你成为第一名的东西。

在Waterloo，它曾经大到拥有22栋建筑

如果只看全球手机市场份额，很难真正感受到BlackBerry当年究竟有多大。但对于Waterloo地区的人来说，它的兴衰曾经是可以直接从城市里看见的。

BlackBerry自己的公司文件留下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2014财年，当时公司的Waterloo业务主要分布在两个校园式园区，一共有22栋建筑，其中13栋是BlackBerry自己拥有的，9栋为租赁。公司自有建筑面积超过156万平方英尺，租赁面积超过45万平方英尺。核心Waterloo园区里集中着工程、制造、研发等团队，北Waterloo另外还有四栋新建大楼承担公司管理、行政和财务职能。附近Cambridge还有两栋公司自有设施，总面积超过73万平方英尺，用于全球物流和维修等业务。

换句话说，当年的BlackBerry并不是Waterloo某一栋办公楼里的科技公司。它在这座城市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型企业园区，研发、工程、制造、管理和后勤体系散布在大片建筑之中。对很多当地居民来说，BlackBerry不仅是一部手机，也是雇主，是城市的一部分。

但当手机业务开始急剧收缩，这片庞大的实体版图也跟着缩小。BlackBerry在重组过程中陆续出售、出租或者挂牌处理大量房地产。仅在上述2014年公司文件中，就已经有接近130万平方英尺的Waterloo空间进入出售、出租或待售状态，Cambridge另有约49万平方英尺。

那些曾经属于BlackBerry的大楼逐渐换了主人，曾经每天涌入大量工程师和员工的园区也不再是原来的规模。

这种变化可能比任何市场份额曲线都更能说明BlackBerry经历了什么：一个曾经需要大片校园式办公区才能容纳研发、工程、制造和管理团队的加拿大科技巨头，最终大幅收缩了自己在Waterloo的实体规模。

BlackBerry并没有从Waterloo消失，但那个城市里到处都能感受到BlackBerry扩张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BlackBerry没有倒闭，只是那个BlackBerry消失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BlackBerry后来并没有倒闭。

它失去的是曾经主导的智能手机市场。

2012年，Lazaridis和Balsillie卸任共同CEO，Lazaridis随后在2013年离开BlackBerry。随着iPhone和Android生态不断扩大，BlackBerry逐渐退出自己曾经最辉煌的手机硬件市场，公司开始向软件、安全通信以及汽车和工业领域转型。

所以今天的BlackBerry仍然是一家加拿大科技公司，也仍然与Waterloo紧密相连，只是它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靠BlackBerry手机高速扩张的RIM。

对曾经在Waterloo生活、工作过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尤其直观：手机消失了，很多原来挂着BlackBerry名字的大楼也换了主人，公司还在，但那个让全世界商务人士低着头、用两个拇指不停敲键盘的BlackBerry时代已经结束。

不过，如果Mike Lazaridis的人生只写到这里，这仍然只是一篇“一个成功企业家后来失败了”的商业故事。

他后面做的事情，反而让这个人物变得更有意思。

在BlackBerry最辉煌的时候，他拿出三分之一身家去研究一个短期赚不到钱的东西

1999年，BlackBerry还在高速上升，Lazaridis却拿出了1亿加元，大约相当于当时个人财富的三分之一，准备在Waterloo建立一所专门研究理论物理的机构。这就是后来享誉国际的Perimeter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他不是在研究下一部BlackBerry，也不是研究怎样让公司第二年多赚一点钱，而是把巨额财富投入宇宙、引力、量子以及那些可能几十年都看不到商业回报的基础科学问题。

这个念头其实在他还是滑铁卢大学学生时就已经出现。当时教授Lynn Watt开设了一门晚间课程，向学生介绍重要的物理学论文，其中包括法国物理学家Alain Aspect关于量子纠缠的实验。Lazaridis后来回忆，那堂课让他的世界在不到一个小时里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人类对于世界的理解仍然存在巨大空白，而下一次基础物理突破可能像100年前的量子理论一样，最终催生完全无法预料的新产业。

等到BlackBerry让他真正拥有足够的财富以后，他把年轻时的这个念头变成了现实。而在Lazaridis后来持续多年的教育、科研和社区慈善中，还有一个经常与他同时出现的名字——他的妻子Ophelia Lazaridis。

Ophelia同样与滑铁卢大学有很深的联系。夫妻两人长期共同支持大学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2004年，Mike和Ophelia向滑铁卢大学量子计算研究捐赠超过3300万加元，此后又不断追加投入；到2009年，两人对该校Institute for Quantum Computing的累计捐赠已经超过1亿加元。2012年，他们又宣布向滑铁卢大学科学和数学学院捐赠2100万加元，用于研究职位、教学设施和奖学金。

今天走进滑铁卢大学校园，还可以直接看到夫妻两人留下的名字——Mike & Ophelia Lazaridis Quantum-Nano Centre。这座约28.5万平方英尺的研究中心于2012年启用，成为量子计算和纳米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Lazaridis后来还与当年的BlackBerry联合创始人Douglas Fregin成立Quantum Valley Investments，继续投入巨额资金，希望把量子物理和量子计算领域的突破真正转化为下一代技术。

夫妻两人的投入也没有停留在大学和实验室。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Mike and Ophelia Lazaridis Family Foundation曾向Waterloo Region以及Grey和Bruce地区的医院提供850万加元，用于帮助当地医疗系统提高应急能力。换句话说，从BlackBerry创造的大量就业和科技产业，到理论物理、量子计算、纳米技术、大学教育乃至当地医疗体系，Lazaridis夫妇对Waterloo及周边地区留下的影响，早已经超出了那部曾经风靡世界的手机。

这时再回头看BlackBerry的故事，它也就不再只是一次商业失败。曾经遍布Waterloo的BlackBerry办公楼后来大量出售、易主，公司规模大幅收缩，但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又留下了以Mike和Ophelia名字命名的科研中心，以及他们投入巨资帮助建立起来的理论物理和量子研究体系。BlackBerry作为一部手机的时代结束了，但Lazaridis留在Waterloo的痕迹并没有随之消失。

他输掉了一部手机，却没有停止寻找下一场技术革命

Mike Lazaridis最有意思的地方，也许正是这种矛盾。他足够聪明，创造了BlackBerry；他也足够敏锐，在第一次认真看到iPhone时就意识到“这不一样”。但聪明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能够准确判断变化最终会走向哪里。

BlackBerry最强大的工程能力、最成熟的企业市场、最优秀的实体键盘、最节省流量的系统和最安全的通信架构，都没有阻止智能手机世界改变方向。

甚至可以说，Lazaridis真正输掉的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产品竞争，而是一次技术范式的改变。几十年前，他自己就是那个打破旧规则的人。当其他人仍然把手机理解成打电话的工具时，他已经相信，人们应该把电子邮件和数据装进口袋。

后来，Steve Jobs又把规则改了一次。

这一次，站在旧规则顶端的人变成了Lazaridis。

但故事没有停在这里。BlackBerry之后，他没有用余生反复尝试重新制造另一部手机，而是把大量精力重新放回量子物理——一个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知道答案，甚至比智能手机更加不可预测的领域。

2025年，Perimeter Institute成立25周年。回忆当年为什么敢在Waterloo建立世界级理论物理研究机构时，Lazaridis说，当时成功远远没有保证，Waterloo甚至还不在世界理论物理研究的地图上。但他相信，如果建立一个足够自由、开放并追求卓越的地方，最好的人会来到这里。

后来，他们真的来了。

这大概也是Mike Lazaridis一生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曾经准确地看见过未来，也曾经在未来真正来到眼前时判断失误；他创造过一个时代，又错过了那个时代的下一次转弯。

但直到今天，他仍然在押注未来。

只是这一次，他等的已经不是下一部手机，而是下一场可能改变世界的科学革命。

延伸阅读：

1. 华伦天奴的一生：他用一抹红色，定义了优雅是什么

2. 加拿大首富大卫·汤姆森：掌控汤森路透的低调富豪，媒体帝国与艺术收藏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