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毒蜥，40年研究，全球爆红的减重药：多伦多科学家Daniel Drucker的意外人生

1984年，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医生来到美国哈佛医学院，准备开始自己期待已久的研究生涯。他已经选好了方向：甲状腺疾病。如果一切顺利，他会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成为一名研究甲状腺疾病的专科医生。

但刚到实验室，导师Joel Habener就告诉他一个坏消息：实验室正在结束甲状腺研究项目。他原本计划好的人生，突然被迫改变方向。

这位年轻医生叫Daniel Drucker（丹尼尔·德鲁克）。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次看似令人失望的安排，会让自己走上一条持续40多年的研究道路。更不会想到，多年以后，全球最受关注的一类糖尿病和减重药物，竟然与他当年被迫转向的研究密切相关。

而在这段漫长的科学故事中，还出现了一位非常奇怪的“参与者”：一只来自美国沙漠、长相并不讨喜、带有毒液的蜥蜴。

原本想研究甲状腺，却被安排去研究另一种激素

Daniel Drucker出生于1956年，在加拿大接受医学教育，1980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此后，他先后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和多伦多总医院接受临床训练，并逐渐对甲状腺疾病产生浓厚兴趣。

1984年，他来到哈佛医学院，进入Joel Habener的实验室，原本希望继续从事甲状腺研究。然而，导师告诉他实验室已经决定调整方向，接下来要研究的是胰高血糖素以及与它有关的激素。

对一个已经有明确职业规划的年轻医生来说，这当然不是理想的开局。但Drucker没有因此离开，而是开始研究这些与人体血糖调节有关的物质。

当时，糖尿病已经是医学界长期面对的难题。科学家知道胰岛素能够帮助人体控制血糖，也知道胰腺和肠道会产生许多参与代谢的激素，但人体内部究竟存在多少相互联系的调节机制，还有大量问题没有解决。

Drucker和同事们开始研究一种后来被称为GLP-1的肠道激素，中文名称为胰高血糖素样肽-1。他们发现，这种激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当血糖升高时，它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帮助人体调节血糖。

这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人体可能存在一套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血糖调节机制。如果能够找到办法利用它，未来也许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

这个发现很有前景，但从实验室里的激素到真正能够使用的药物，中间还有一段漫长得超出想象的距离。

发现了一种有用的激素，却发现它根本不适合直接做药

1987年，Drucker回到多伦多大学，成为Banting and Best Diabetes Centre的助理教授，继续研究GLP-1。

研究越深入，一个问题就越明显：这种激素虽然能够发挥作用，却在人体内分解得非常快。即使把它注射进身体，作用也难以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这就像发现了一把可能打开疾病治疗大门的钥匙，却发现钥匙刚插进锁孔，就已经消失了。

此外，早期尝试也暴露出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即使科学原理成立，也不意味着患者能够方便、安全地长期使用这种治疗。

今天的人们看到Ozempic或Wegovy，可能会觉得这类药物仿佛突然出现，随后迅速席卷全球。但在当年的实验室里，科学家面对的不是一款即将上市的明星产品，而是一种充满潜力、却有明显缺陷的激素。

研究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实际：怎样让它在身体里维持更久？怎样控制副作用？怎样把实验结果转化成真正能够帮助患者的治疗？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靠一次灵光闪现解决。Drucker后来回忆，这条研究道路经历了漫长的基础实验、反复验证和药物开发。很多年里，他们研究的东西离普通人的生活仍然很远。

直到一只毒蜥进入了故事。

改变研究方向的线索，竟然来自美国沙漠里的毒蜥

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生活着一种外形十分特别的爬行动物，叫作Gila monster，中文通常称为吉拉毒蜥。它身体粗壮，皮肤呈黑色与橙粉色相间的斑纹，行动缓慢，却是少数具有毒液的蜥蜴之一。

这样一种动物，怎么看都不像是现代糖尿病药物的研究线索。但科学有时偏偏会从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找到答案。

美国科学家John Eng在研究吉拉毒蜥的分泌物时，发现了一种后来被称为Exendin-4的物质。它能够作用于与人体GLP-1相关的受体，而且比人体天然GLP-1更加稳定。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恰好指向了困扰研究人员多年的问题：人体自身的GLP-1分解得太快，那么能否找到一种具有类似作用、却能够维持更久的物质？

Drucker决定进一步研究这种奇特的蜥蜴。在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相关专家的帮助下，他的研究团队获得了一只吉拉毒蜥，并对相关激素进行分析。1997年，他的实验室发表研究，证明吉拉毒蜥体内的相关物质能够激活人体GLP-1受体，同时在分子结构上又与蜥蜴自身的GLP-1有所不同。

这是一条极其特别的科学路径：研究人体肠道激素的加拿大医生，竟然从一种沙漠毒蜥身上找到了进一步理解药物作用机制的重要线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Ozempic是直接从蜥蜴毒液中提取出来的。吉拉毒蜥相关研究推动了早期GLP-1类药物的发展，后来的不同药物则有各自独立的分子设计和研发历程。把整个GLP-1药物家族简单说成“蜥蜴毒液制成的减重药”，并不准确。

但如果没有这些早期看似奇怪的基础研究，后来的一系列药物突破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发生。

从实验室到药房，竟然又等了将近20年

科学发现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现实：发现某种物质能够发挥作用，与真正把它变成药物，是两回事。

Drucker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为GLP-1类治疗提供了越来越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制药企业也开始寻找办法，让这些物质在人体内维持更长时间，改善给药方式，并通过临床试验证明疗效与安全性。

2005年，一种以吉拉毒蜥相关研究为基础开发的药物艾塞那肽（Exenatide）获得美国批准，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它成为第一种获得批准的GLP-1受体激动剂，需要每天注射两次。

从Drucker在1980年代开始研究相关激素，到第一代药物正式进入临床，已经过去将近20年。

而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后来，科学家和制药企业继续改进这一类药物，研发出作用时间更长、给药更加方便的产品。随着研究不断深入，GLP-1不仅被证明能够参与血糖调节，还与食欲、饱腹感和能量摄入密切相关。

Drucker的研究团队也帮助揭示了GLP-1如何通过脑部相关受体影响食欲，为肥胖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随后，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等药物陆续进入临床应用。Ozempic和Wegovy所使用的活性成分就是司美格鲁肽，但两者的获批用途和具体使用方案并不完全相同。

一条原本主要围绕糖尿病展开的研究路线，逐渐延伸到了肥胖、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等更广泛的医学领域。而这时，世界终于开始注意到那些在实验室里研究了几十年的人。

全球都在谈Ozempic，他却没有靠这些畅销药成为富豪

Ozempic和Wegovy走红以后，GLP-1成为全球医药界、投资市场和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有人关注它们的减重效果，有人讨论药物价格和供应，也有人关心长期使用的风险与收益。

对于Drucker来说，这种关注带来了一种奇特的反差。

他参与奠定的科学基础，帮助催生了全球极具商业价值的药物，但他并不是这些畅销药的发明者或销售者，也没有因为Ozempic和Wegovy的商业成功而成为亿万富翁。

加拿大卫生研究院在介绍他的研究时明确指出，Drucker没有从这两款药物中赚取收入。

这并不是说他从未拥有专利或与企业存在科研合作，而是需要区分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一边是长期研究激素如何在人体内发挥作用的大学科学家，另一边是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药物开发、临床试验、生产和销售的制药企业。

在今天的商业世界里，人们很容易把一项产品的成功归功于某位天才，仿佛只要一个人发现了某种神奇物质，药物就会自动诞生。

但GLP-1的发展恰好说明，真实的科学突破往往需要很多人、很多机构和几十年的接力。除了Drucker，Joel Habener、Svetlana Mojsov、Jens Juul Holst、Lotte Bjerre Knudsen、John Eng以及众多研究人员和药物开发团队，都在不同阶段作出了重要贡献。

Drucker本人也没有把这段历史描述成一个人的胜利。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那些当年只存在于实验室里的发现，如今真正能够帮助患者改善健康。

40年前没人预料到的事情，后来竟然成了最重要的成果

GLP-1研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科学家最初并不是为了制造一种全球流行的减重药而开展这些工作。

Drucker后来谈到，二三十年前，研究人员并没有以开发能够显著减重、降低心脏病风险或改善肝肾疾病的药物为最初目标。

他们当时想弄清楚的，只是人体里的某种激素究竟如何发挥作用。

这恰恰是基础科学最令人着迷，也最难预测的地方。

当年研究GLP-1时，没有人能够准确告诉Drucker，未来会有多少患者因此受益，也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些研究一定能够转化为商业药物。研究者必须先回答那些看似细小的问题：激素在哪里产生？它会作用于哪些细胞？为什么会影响胰岛素？它怎样与脑部和肠道沟通？

这些问题单独拿出来，可能很难吸引普通人的注意。但几十年以后，它们共同构成了改变现代代谢疾病治疗的重要科学基础。

如今，GLP-1相关药物的研究已经超出血糖和体重控制，部分药物在特定患者群体中的心血管、肾脏和睡眠呼吸暂停等适应症也取得进展。不过，不同药物的获批用途并不相同，其他疾病领域的潜在作用仍需要严格临床研究，不能因为属于同一药物类别就认为都具有相同效果。

科学正在不断打开新的门，而Drucker当年被迫改变研究方向的那一天，可能正是其中一扇门最初被推开的时刻。

2025年，他终于站到了世界科学大奖的领奖台上

2025年，Daniel Drucker与另外四位在GLP-1研究和药物开发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共同获得生命科学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 in Life Sciences）。

这一奖项常被称为科学界的“奥斯卡”，旨在表彰对人类知识和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成就。

获奖者包括Drucker、Joel Habener、Svetlana Mojsov、Jens Juul Holst和Lotte Bjerre Knudsen。奖项表彰他们在GLP-1发现、作用机制研究以及糖尿病和肥胖治疗潜力方面的贡献。

对于已经研究这一领域40多年的Drucker来说，这当然是一份重要荣誉。但他在获奖时特别感谢了长期合作的同事、研究人员和学生。

他说，对于一名医生而言，没有什么奖励能够比真正改善患者的生活更加重要。这句话听起来或许朴素，但放回他的职业经历中，就有了不同的分量。

因为他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会走到这里。1984年在哈佛实验室得知甲状腺研究项目被取消时，他甚至连后来要研究的方向都不是自己最初选择的。

从那次意外开始，他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一种人体激素，经历过漫长的实验、药物开发中的困难，以及很多年看不到最终结果的等待。

而当世界终于开始讨论这些研究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时，他已经从当年的年轻医生，变成了多伦多大学资深教授和国际知名科学家。

他最初想成为的医生，和最后成为的科学家

Daniel Drucker的人生并没有那种电影里常见的戏剧性：一个年轻人突然发现惊天秘密，随后一夜之间改变世界。

真实的科学研究远没有那么迅速。更多时候，是实验做了一次又一次，结果仍然不够明确；一个看起来很有希望的发现，却因为药物在人体内分解得太快而无法使用；好不容易找到新的研究方向，又需要很多年才能知道它是否真正有价值。

Drucker的经历甚至从一次计划落空开始。

他原本想研究甲状腺，却被安排去研究胰高血糖素；他开始研究人体肠道激素，后来却需要借助一只来自美国沙漠的毒蜥；他最初关注糖尿病，研究成果却在几十年后成为全球减重药物的重要科学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也许不是他最终获得了多少奖项，而是他始终没有离开那些看起来不起眼、却可能改变医学的问题。

今天，人们走进药房，看到Ozempic或其他GLP-1类药物时，很容易只想到价格、效果和那些关于减重的新闻。但在这些药物背后，还有一段从1980年代延续至今的科学史。

故事开始于一位年轻医生在哈佛实验室里听到的坏消息，途中出现过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帮助取得的一只吉拉毒蜥，随后又经过无数研究人员、医生和制药团队多年的努力，才终于走进普通患者的生活。

而最初那位年轻医生，至今仍在多伦多从事研究。

40多年前，他没有得到自己原本想要的研究项目。40多年后，那次意外转弯，却帮助改变了现代医学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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