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丈夫后，她竟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一位加拿大女性花20年改变了法律

1975年，64岁的Mary Two-Axe Earley正在墨西哥参加一场国际妇女会议。她来自加拿大魁北克，是一位莫霍克族原住民女性。会议讨论的是世界各地女性的权利，她却在这时接到了一个让自己难以接受的消息。

远在加拿大的女儿告诉她，家乡的社区管理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她在60天内搬离自己的家。

那不是一处陌生的房子，而是她从小生活、祖辈留下来的家。她出生在那里，童年在那里度过，后来即使搬到美国生活，每年夏天仍会带着孩子回去。

为什么一个出生在这里、家族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女人，竟然不能继续住在自己的家里？

原因令人难以置信：几十年前，她嫁给了一个没有加拿大原住民法定身份的男人。

按照当时加拿大《印第安人法案》的规定，拥有登记身份的原住民女性如果嫁给没有该身份的男性，就会失去自己的登记身份。相反，拥有登记身份的原住民男性与没有该身份的女性结婚，却不会因此失去身份。

这项法律不仅影响她的登记资格，还关系到她能否在保留地拥有房屋、参与社区事务，甚至去世后能否安葬在祖辈生活的土地上。

Mary Two-Axe Earley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她花了将近20年，最终推动加拿大修改法律。而当新法实施时，她成为加拿大第一位正式恢复原住民登记身份的人。

18岁离开家乡，她原本只是想找一份工作

1911年，Mary Two-Axe出生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以南、圣劳伦斯河畔的Kahnawà莫霍克族社区。

这里是她家族世代生活的地方。童年时期，她曾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生活一段时间，母亲去世后又回到Kahnawà。她从祖父母那里听到许多关于莫霍克族历史和传统的故事，也逐渐形成了对家乡和族群身份的深厚感情。

18岁那年，她离开加拿大，前往纽约布鲁克林寻找工作。

那是20世纪20年代末。对于许多来自原住民社区的年轻人来说，到城市寻找工作是一条现实的谋生道路。纽约也有不少来自加拿大的莫霍克族家庭，其中一些人在建筑行业工作。

Mary在纽约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生活。

1938年，她与爱尔兰裔美国工程师Edward Earley结婚。夫妻俩后来有了两个孩子，在布鲁克林生活，每年夏天则带孩子返回Kahnawà。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这是一段再平常不过的家庭生活：年轻时离开家乡工作，结婚、生子，在另一座城市安家，同时保持与故乡的联系。

但她不知道，自己的婚姻已经改变了加拿大法律对她的认定。

她结婚了，却被法律认定不再属于自己的族群

根据当时加拿大《印第安人法案》的规定，原住民登记身份并不是单纯依据一个人的出生、家族或文化归属来确定。

法律对男性和女性采取了不同标准。

一名拥有登记身份的原住民男性，如果娶了没有该身份的女性，通常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登记身份，妻子甚至可能通过婚姻取得登记资格。

但一名拥有登记身份的原住民女性，如果嫁给没有登记身份的男性，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资格，她的孩子也不能通过她取得同样的登记身份。

这意味着，Mary虽然出生在Kahnawà，父母和祖辈都属于这个社区，自己也一直认同莫霍克族身份，却因为丈夫不是拥有加拿大原住民登记身份的人，被政府从登记名单中除名。

当时，她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种法律后果究竟有多严重。

多年以后，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当年结婚的时候，谁会想到所谓的身份问题？他们只是相爱了。

但这项规定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一张身份证明。

失去登记身份的女性，可能无法在保留地合法拥有土地和房屋，也可能失去参与某些社区政治事务的资格。对于那些希望返回家乡生活的人来说，法律甚至可能成为阻止她们回家的障碍。

Mary后来逐渐发现，受到影响的远远不止自己。

一位朋友的遭遇，让她决定不再沉默

1966年，一件发生在朋友身上的事情，成为Mary人生的重要转折。

她的一位朋友Florence同样因为婚姻问题失去原住民登记身份，并面临失去家园的困境。根据加拿大选举署保存的历史资料，这位朋友曾被要求离开社区并出售房屋，后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Mary认为，长期面对失去家园的压力，是造成朋友健康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种因果关系不能作为医学结论，但朋友的遭遇深深触动了她。

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朋友去世后，连安葬在自己家乡保留地的资格也受到限制。

Mary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一直以为只是个人的不公平待遇，实际上是一项影响许多原住民女性及其子女的制度性规定。

她决定采取行动。

最初，她并没有什么庞大的组织，也没有政治资源。她能做的事情，是写信、联系其他女性、向公众解释这项法律究竟怎样影响她们的生活。

她与其他女性逐渐建立联系，推动成立争取原住民女性平等权利的组织。她们不仅向政府反映问题，也试图让加拿大其他女性团体理解，原住民女性所面对的不平等，与一般人熟悉的职场或家庭性别歧视有所不同。

因为在她们的处境中，婚姻竟然能够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继续生活在祖辈的土地上。

丈夫去世后，她想回家，却发现房子不再属于自己

1969年，Mary的丈夫Edward去世。

她决定离开纽约，返回Kahnawà生活。

对一个已经年近60岁的女人来说，这个决定并不难理解。丈夫去世后，她希望回到自己熟悉的社区，住进祖辈留下的房子，在亲人和族人身边度过晚年。

然而，她很快遇到了一个荒诞的问题。虽然房子是家族留给她的，但由于她已经失去原住民登记身份，按照当时的法律，她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在保留地拥有这处房产。

最后，她不得不把房屋产权转给自己的女儿。女儿因为嫁给一名拥有莫霍克族登记身份的男性，重新取得了相应的身份资格，因此能够拥有这处房产。

同一个家庭里，母亲因为嫁给没有登记身份的男人而失去资格，女儿却因为嫁给拥有登记身份的男人而取得资格。

Mary亲身经历的这一切，清楚揭示了当时法律对女性的区别对待。而她争取改变法律的行动，也开始从个人经历发展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

她把自己的遭遇带到加拿大政府和国际会议面前

从1960年代末开始，Mary不断参加有关女性权利和原住民权益的公共活动。

她向加拿大皇家妇女地位委员会提交意见，说明《印第安人法案》中的性别歧视怎样影响原住民女性的婚姻、财产和家庭生活。此后，她又参加全国性的妇女组织活动，并参与推动魁北克原住民妇女协会的发展。

1975年，她前往墨西哥城，参加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

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她得知Kahnawà社区管理机构要求她搬离家园。

加拿大选举署保存的历史资料记录了她后来回忆的一段电话。当时，她打电话回家，女儿告诉她，家人正在犹豫是否应该把消息告诉她：社区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她在60天内离开。

Mary没有选择悄悄返回加拿大处理自己的房屋问题。她把这件事带到了国际会议上。对于参加会议的许多女性来说，这个案例非常具体，也非常令人震惊：一位出生于加拿大原住民社区、家族在那里生活了几代的女性，仅仅因为嫁给了一个没有登记身份的男人，就可能失去继续住在自己家中的资格。

她的遭遇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随着国内外舆论压力增加，针对她的搬离要求最终没有执行。

但Mary知道，只让自己保住房子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法律不改变，其他女性仍然可能遭遇同样的事情。

1985年，74岁的她终于等来了法律改变

Mary和其他原住民女性持续多年的努力，最终迎来了重要转折。

1985年6月28日，加拿大国会通过C-31法案，修改《印第安人法案》，取消部分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规定，使许多因为与没有登记身份的人结婚而失去原住民登记身份的女性，有机会恢复身份。

这项改革不仅影响女性本人，也使大量子女和后代获得重新确认登记资格的机会。

当时，加拿大政府估计，超过1.6万名女性以及4.6万名第一代后代可能符合相关恢复资格。

1985年7月5日，在多伦多举行的一场仪式上，时任加拿大印第安事务及北方发展部长David Crombie，向Mary正式交付恢复登记身份的文件。

她成为加拿大第一位根据这项法律改革重新取得原住民登记身份的人。

那一年，她已经74岁。她为此努力了将近20年。加拿大政府保存了她在这一历史时刻表达的心情。她说，经过这么多年，自己终于在法律上有权住在保留地、拥有财产，并在去世后安葬在自己的族人身边。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获奖感言。

对于一个出生在Kahnawà、因为婚姻失去身份、丈夫去世后又险些无法住进祖辈房屋的女性来说，她终于重新获得了原本不应该失去的权利。

她赢得了自己的身份，但其他女性的争取并没有结束

1985年的改革是加拿大原住民女性权益历史上的重要一步，但并没有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新的登记制度仍然保留了复杂的身份传递规定，不同家庭和后代之间的资格差异也没有完全消除。此后，加拿大又通过2010年和2017年的法律修正，进一步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Mary的故事不能简单写成一个人改变法律、从此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她的努力是更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Jeanette Lavell、Yvonne Bédard、Sandra Lovelace Nicholas以及其他原住民女性，也通过诉讼、公共倡议和长期组织工作推动改革。

Mary的特殊贡献，在于她把复杂的法律问题变成了人们能够理解的真实生活经历。

她谈论的不是抽象的身份条文，而是一个女人结婚以后为什么不能继续属于自己的社区；一个母亲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身份传给孩子；一个老人为什么不能住进祖辈留下的房子，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权安葬在家乡。

这些问题让更多加拿大人开始看见，法律上的区别对待究竟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1996年，她终于安葬在自己一直想回去的地方

1996年8月21日，Mary Two-Axe Earley在Kahnawà去世，享年84岁。

根据加拿大选举署记录，她晚年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去世前曾长期住院。大约200人参加了她的葬礼。

她最终被安葬在Kahnawà社区的一处天主教墓地。

这个结局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她年轻时因婚姻失去的权利中，就包括在家乡保留地安葬的资格。她曾经亲眼看到朋友因为类似的身份规定，连身后事都受到限制。

而她自己经过将近20年的努力，终于能够合法地回到这片土地生活，并在生命结束后留在那里。

2011年，她出生100周年之际，加拿大社会再次回顾她推动原住民女性平等权利的贡献。2025年，加拿大公园局正式将她列为具有国家历史意义的人物，进一步肯定她对加拿大法律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1911年出生，到1996年去世，Mary经历了加拿大原住民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

她年轻时只是一个离开家乡、到纽约寻找工作的普通女性。结婚以后，她原本想和丈夫一起养育孩子，过自己的生活。但一项不平等的法律，却让她发现，自己竟然可能失去与出生地、家族和族人之间的法律联系。

她没有接受这种安排，而是从写信开始，逐渐走进公共会议、政府调查、全国性妇女组织和国际会议。

她最终推动的改变，影响了远远超过她自己家庭的人。

Mary Two-Axe Earley的人生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对照：1938年，她因为结婚而失去法定身份；1985年，74岁的她终于重新拿回了这份身份；1996年，她安葬在自己一直认为属于家乡的土地上。

她花了将近20年争取的，不是一个特殊待遇，而是让法律承认一件本来就应该成立的事情：一个女人不应该仅仅因为嫁给谁，就失去自己原有的身份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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